1954年初冬的一个清晨，上海的风已经带着寒意。市政府大院里，一辆熟悉的吉普车缓缓停下配资平台和配资炒股配资，发动机的轰鸣声渐渐平息。车门打开，一个身材结实、衣着朴素的中年人默默收拾工具箱，又习惯性地绕车检查了一圈，这才走向办公楼。这个人，就是已经为陈毅开了十年车的常志刚。谁也不会想到，再过不久，他将离开自己十分熟悉的方向盘，走上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。
这一年，对于陈毅是重要的转折——奉调进京，出任新职；对于常志刚，同样是人生的岔路口。从战火纷飞的年代，到上海解放后的繁忙岁月，十年朝夕相处，他早已不只是一个“司机”，而是见证者，也是参与者。等到组织决定把他调到地方担任干部时，许多人忍不住发问：像他这样一位老驾驶员，究竟能被安排到什么级别？
一、从穷苦少年到“老驾驶员”
常志刚出生在山东的一个贫苦农家，具体生年，史料并未详记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成年前的那段时光，赶上了民国年间动荡不安的岁月。家里地少人多，饭都吃不饱，少年时期的他，只能跟着舅舅外出谋生，从零干起，干过杂工，也打过短工。
在那个年代，能摸到汽车方向盘的人不多，更别说系统学驾驶。常志刚运气不错，也算肯钻研，在给人打短工的过程中，接触到汽车，慢慢有了机会跟着师傅学开车。他悟性很高，肯吃苦，一点点积累经验，眼看着技术越练越熟，胆子却不敢大。当时开车出行，既要担心路况，更要顾忌各种势力盘踞，出点差错，往往不是简单的“责任事故”。
学会开车后，他没有满足在路上跑活儿的本事，又挤出时间跑到修车行拜师。修车师傅多是老江湖，脾气都不算好，可常志刚嘴上有分寸，活干得勤快，肯动脑筋，很快让几位老师傅都看顺眼了。有人指点他发动机，有人跟他讲底盘，有人干脆把多年琢磨的“小窍门”用口传手教的方式带着他做。
时间久了，他不只会开，还能修。哪一处零件易损，什么状况意味着轴承有问题，哪些声音是预警，哪怕不用打开盖子，只凭感觉也能作出判断。不得不说，在那样的条件下，这样的技术能力，已经算是非常难得。
到了1945年，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，全国局势剧烈变化。怀着“总得为国家做点事”的念头，常志刚参了军，被编入了八路军部队。入伍时，他已经有七年多驾龄，这在当时绝对是“老驾驶员”。部队领导一看，这是技术兵，立刻安排他进司机班，为首长和机关服务。
对普通战士来说，多数人扛枪上阵，冲锋陷阵；对于他，则是握住方向盘，承担另外一条战线上的责任。乍一看好像远离前线，实际一点也不轻松，随军车辆常常要在复杂环境中穿行，有时还得在枪炮威胁下机动转移，心理压力并不小。
二、军调处里的那辆破吉普
抗战胜利后，国内形势迅速进入新的阶段。国共谈判启动，中共方面派出代表团，与国民党以及美国方面共同参加若干军事调处机构。就在这个关键节点，常志刚被借调到军调处工作，从野战部队，转入一线外交与斗争交织的特殊环境中。
临行前，部队首长特地把他叫到一旁交代：“到军调处，可不像在咱自己部队里。你要跟国民党人、美国人打交道，你可得记住，你的一言一行代表的是八路军和共产党。做好了，别人未必看得见；要是有一点不对，他们就会抓住不放，拿去做文章。”这番叮嘱，说得很重，也很实在。
常志刚听在耳里，记在心里。他很清楚，自己还不是共产党员，但已经穿上军装，站在这样的岗位上，说话办事都不能随意，更不能丢了组织的脸面。
在军调处工作期间，有一件事流传最广。那次，军调小组要外出执行任务，一共五辆车，四辆是新车，还有一辆看上去早该退役的旧美式吉普。而命令下来，分配给他的，恰恰是那辆旧车。
车队行进途中，需要渡过一条河。当地没有桥，只能趟水过河。几位司机下车察看水况，商量线路。有一名国民党司机打量了一眼常志刚那辆吉普，摇着头，语气里带着轻视：“这破车，还想过河？恐怕悬。”这话，说得不算客气。
常志刚只笑笑，说了一句：“到时候就知道行不行。”没再多辩解。检查完河道后，大家纷纷上车。
先下水的是美国人和国民党方面的车。四辆崭新的车里，真正顺利上岸的只有一辆，两辆死在河中央，一辆虽然开过对岸，却因为进水严重，当场趴窝。轮到那辆旧吉普了，旁观的人几乎都在等着看笑话。
常志刚没有揉搓方向盘，也没有来回试探。他提前做了一件关键的小动作：在下水前，把风扇皮带卸下来。对外行人来说，这一步看不出门道，但对熟悉机器的人来说，这正是为了减少水花对内部零件的冲击，避免电器部分受潮短路。
他踩稳油门，控制好档位，一口气冲过了河。车身被水浪拍得晃动，却平稳上岸。等他拉手刹下车，河对岸已经有人鼓掌，有人直呼“厉害”。那位先前说“破车过不了河”的司机，也只好收起轻慢，多了几分心服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件事表面看是“技术比拼”，背后折射的却是不同部队之间的作风差异。常志刚这次表现，既显示了他扎实的驾驶、修理功底，也给我军形象加了一分。之后，国民党和美方司机，对这位沉默寡言的八路军司机，不再轻视。
三、与陈毅十年相处的日常
军调小组的任务告一段落后，常志刚回到了山东军区。恰在这个时候，陈毅需要一名技术过硬、政治可靠的司机。组织上层层考察后，把常志刚推荐了上去。
那时的陈毅，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将领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在新四军担任主要领导；解放战争期间，又出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。对这样一位首长开车，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。临上任之前，上级提醒他说，陈毅平时喜欢汽车，有时还要亲自摸方向盘出去兜风，但开得不算稳当，组织出于安全考虑，才特地配备了一个可靠司机。
刚到陈毅身边那段时间，常志刚说话格外注意，开车更是打起十二万分精神。谁也不敢保证，首长会不会因为路上的一点小事发脾气。可没多久，他发现情况和传闻有差别。陈毅虽然性格爽朗，有时说话直，但待人极为随和，说笑时还带点风趣。
有一次，为了赶赴河南宝丰参加重要会议，陈毅从三野驻地匆匆动身。那是解放战争后期，路线不算安全，路况也差。粟裕对这段行程格外上心，在出发前把常志刚叫到跟前，一字一顿地交代：“这一路任务很重，陈毅同志的安全交给你。还有一点，千万不能让首长自己开车，不管他说什么，方向盘都不能给他。”
答应下任务时，常志刚毫不犹豫：“保证完成。”话说得响亮，心里却清楚，这恐怕不容易执行。
果不其然，车开出没多远，陈毅就有些坐不住了，伸手一摊：“路还长，一个人开太辛苦，我来替你一段。”对普通司机来说，首长主动开车，表面上是“亲近”，但风险却不小。常志刚脑子里只有一句话——“不能让他开”。
陈毅劝了几次，他就是不松口，只说组织有规定，自己不能违背。陈毅见软硬不吃，只好暂时作罢，坐在副驾驶位置上，随着车身颠簸，一会儿就打起了盹。外面是坑洼山路，车内却渐渐响起均匀的鼾声。
到了陡峭路段，情况变得危险起来。车子左摇右晃，陈毅身体跟着晃动，车窗又因为他怕晕车而始终开着，常志刚越看越不放心。把首长叫醒也不是办法，一会儿又睡着；不叫，又怕突然遇到紧急情况。
急中生智，他把车在路边停下，转头说了一句：“首长，这样睡太危险，我也不敢往前开。要不，把您绑在座位上，您踏实睡，我也安心开？”陈毅愣了一下，随即笑出声：“这个法子倒新鲜，可以试试。”
就这样，陈毅被牢牢固定在座位上，安全度过了那段最危险的山路。等他们抵达目的地，刘伯承、邓小平见陈毅下车时被“五花大绑”，都愣住了。一问缘由，几个人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。
从这个小插曲开始，双方的信任明显加深。陈毅知道，这个司机嘴不多，却心细又有担当；常志刚也看清了，陈毅虽是大将，却能拿自己的狼狈当笑谈，毫不拘谨。上下级关系，在岁月磨合中，慢慢多了一层“朋友”的成分。
日常工作里，两人相处有粗有细，没有多少豪言，却都落在小事上。比如那次车子转弯时不慎偏离路线，压倒了一片庄稼。事情发生在田边，车刚停稳，陈毅就赶紧下车，弯腰察看受损情况，又抬头四下打量，判断是转弯视线受限，再加上阳光直射，造成了误判。
后来，上级部门按规定想追究责任，准备对常志刚作出处罚。陈毅出面说明缘由，把问题归结为路段设计与环境影响，并不完全是司机操作失误。因为他的这番澄清，处分才没有落在常志刚头上。过后，陈毅又把自己的一副墨镜拿出来，笑着交给他：“戴上，遇到太阳大些的路段，眼睛能好受一点，也安全些。”
这类看似普通的小举动，在常志刚心里却分量很重。上级不是只在会场上讲原则，还会替下属考虑这些细节，这份信赖，自然铭记终身。
四、上海解放后的身份变化
1949年5月，上海解放。陈毅按中央决定，出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上海市长，负责接管和治理这座遭受战火和旧政权折腾的城市。常志刚也随之调入上海，继续为陈毅驾驶。
那时的上海，表面灯火通明，实则问题成堆。金融、治安、物资供应、工人生活，每一项都紧紧牵动人心。政府机关办公条件简单，工作人员生活也谈不上宽裕。许多干部以机关为家，经常连夜开会、加班。
有一年冬天，市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准备给工作人员发放军大衣，用于御寒。但仓库里的库存有限，清点下来，数量明显不足。最终，分配方案只能按职务级别来排。常志刚虽然是陈毅身边的人，但论行政职务，他不过是一名司机，不在优先范围之内，名单里自然没有他的名字。
消息传开后，有人悄悄为他惋惜，但也只能照规矩办事。陈毅得知情况后，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当天晚上下班时，把自己的军大衣取下来，亲手披在常志刚肩上，说了一句：“路上冷，这件你先用。”语气平静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仪式感。
在那个冬夜，这件衣服的意义，就不再是一件棉衣那么简单了。身边同事看在眼里，对这位司机的尊重，更添几分。
时间来到1954年，国家机构逐步健全，政务工作进入新的阶段。陈毅奉调进京，出任国务院副总理，离开了工作多年的上海。按照一般人的想法，司机自然随着首长调动，继续在身边服务。但问题出在常志刚身上——他已经在上海成家立业，有妻有子，生活刚刚安稳。
在进京前，陈毅专门找他谈了一次。大意是，他很愿意带着这位多年的老搭档去北京继续共事，但不想勉强，“愿不愿意跟着走，得你自己拿主意”。这一点，体现出他一贯的坦诚。
常志刚内心是矛盾的。一边是跟随首长，似乎前途更明朗；另一边是家庭，如果放下妻儿北上，以当时的交通与生活条件，长年分离不仅艰难，还会给家人带来太多负担。权衡之后，他选择留在上海，把家庭放在了首位。
这个决定，看上去有些“惜别”意味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也符合当时不少干部的朴素观念——工作再重要，家庭也不能完全不顾。陈毅听完他的想法，并没有责怪，而是说了一句：“那就踏踏实实在上海干，有什么困难，组织会考虑。”
五、从方向盘到保卫科科长：17级是什么概念
陈毅进京后，组织对常志刚的安排，很快有了结果。考虑到他从军多年，政治可靠，又在重大岗位上工作过多年，同时也要兼顾他的实际资历和文化程度，最后决定把他安置在上海一家大型工矿企业的保卫科，担任科长。
这里就涉及一个具体问题：他的行政级别是多少？
按照当时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薪级制度，常志刚被定为17级，折算到行政层级，大致相当于正处级。对于一个出身贫苦、以司机身份长期随军、并没有在战场上立下显赫战功的人来说，这样的级别并不算低。
为什么会是这个级别？原因有几方面。
一是资历。他从1945年参军，到1954年调任地方，已经在部队和机关里干了近十年，经历了抗战结束、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关键阶段，属于老同志。
二是岗位特殊。长期担任领导同志的专职司机，看似“开车”，实则接触机要动向，对政治保密、组织纪律有很高要求。能长期胜任，也是对他可靠性的积极认可。
三是现实平衡。当时不少参加过战斗的干部，在前线立过功，转到地方也需要安排职务。常志刚虽是老兵，却没上过前线打仗，军功不高。这种情况下，给他安排一个大型厂矿保卫科科长、17级的职务，既肯定了过去的贡献，又与整体序列大体相符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保卫科在国有大厂中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部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工业体系尚在恢复和建设之中，厂矿企业不仅要生产，还要防止破坏、盗窃、失火等事故，同时注重内部人员管理、治安秩序。保卫科科长，肩上扛的，是企业的安全责任。从驾驶员到这个岗位，看起来跨度很大，但细想又有其内在逻辑——他熟悉纪律，懂得保密，也习惯在幕后默默承担责任。
日后的工作中，常志刚依旧保持低调作风。到了工厂，他不以“陈毅司机”的身份自居，也不四处讲述自己与首长多年的交往。他摆在同事面前的，只是一个踏实干活的保卫科长。有同事后来回忆，很多人刚认识他时，只知道他是个作风严谨、办事利索的干部，并不知道他曾经坐在陈毅身后那张司机座椅上度过十年时光。
这种不炫耀、不张扬的态度，与他之前多年的经历是一致的。无论是在战时军调处，还是在上海市政府，他习惯把自己放在“服务者”的位置，把事情做好，把风险提前想到。这种性格，用在保卫工作上，反倒恰到好处。
从时间线来看，他从1945年入伍，先在部队司机班，后借调军调处；再到山东军区，成为陈毅专职司机；1949年随陈毅进上海，负责市长用车安全；1954年陈毅调往北京，出任国家副总理，他则根据家庭状况选择留在上海，被组织安排到大型厂矿的保卫岗位，定薪级17级，相当于正处级干部。这条道路，不轰轰烈烈，却一步一个脚印。
回望常志刚的一生轨迹，有一个细节常被人提起：无论走到哪里，他始终不愿拿“给陈毅当过司机”当谈资配资平台和配资炒股配资，更不会以此向组织提要求。他把那十年当作一段工作经历，也当作一种责任。人们后来提到他，多用“老实、可靠、肯干”这几个字来形容。就这样，一个出身寒门的山东少年，凭着一手过硬的驾驶和修理本事，加上稳重踏实的品格，最终在新中国的建设队伍中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。
恒信证券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相关文章
热点资讯
